哈佛大学卡普兰：生产企业如何准确测量产品的碳排放？

专题：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

　　“2024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于10月16日-18日在上海召开。哈佛大学领导力教授&环境负债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卡普兰（Robert Kaplan）演讲。

　　卡普兰介绍，对于一般制造企业而言，其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电力，所产生的排放量是其自身产生排放量的6.5倍以上。因此，企业若要致力于解决其可影响范围内的排放量问题，就必须研究供应链。但遇到的最大难题，企业很难准确测定和验证上游供应商的排放量。

　　对此，卡普兰建议冲初级生产者开始记录排放数据。比如，从地下矿物、碳氢化合物开采，或是农场农作物的种植等最初的生产环节入手，记录下与每个产出单位相关的所有排放量。比如，每吨冶金煤的开采会产生多少排放，每吨原油的提炼会释放多少温室气体，每公斤农作物从种植到收获又会产生多少排放，如果能将范围一的直接排放精确地分配到每一个产出单位上，当这些产品流转到下一个环节，这些排放就会随着产品一同转移。

　　比如，在运输过程中会消耗柴油，使得排放继续增加，那么当这些矿产到达钢铁公司时，钢铁公司就能清楚地知道从开采到运输到公司，矿产所产生的所有排放量。接着，钢铁公司会把熔炉冶炼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也加入到产品中，从而得出每公斤钢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个过程会一直延续下去，随着产品沿着价值链流动，每个制造商都会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加到产品上，最终到达生产链的最终端。

　　“一旦他们掌握了准确的信息，企业就能清晰地了解到每件产品和服务在购买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而非模糊的平均排放量”，他说。

　　2024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由中信集团与新浪集团联合主办，新浪财经与中信出版集团承办。贵州茅台为首席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建设银行、长城汽车为战略合作伙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卡普兰，来自哈佛商学院，非常荣幸能在“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上发言。今天，我将聚焦ESG中的“E”（环境），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应该如何正确测量与核算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演讲。

　　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中，深入理解公司供应链各阶段的排放量显得尤为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供应链？为什么公司不能只管理自身的排放？这张图表清晰地展示了对于大多数组织，包括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来说，大部分的排放并非源自其自身，而是来自于原材料供应商。

　　生产商从供应商那里采购原材料并加工成成品，数据显示，对于一般制造企业而言，其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电力，所产生的排放量是其自身产生排放量的6.5倍以上。因此，企业若要致力于解决其可影响范围内的排放量问题，就必须研究供应链。

　　这一认识在二十多年前便已形成，一群人制定了温室气体议定书，该议定书至今仍被众多组织所采用。议定书将排放划分为三大类。范围一指的是直接排放，这些排放源自于公司自有资产，包括生产设备，以及自有车辆，如卡车和汽车等所产生的排放，也是公司实际需承担责任的大部分排放。

　　而源自于供应链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在议定书中被分为两类：范围二指的是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范围三则涵盖了所有其他供应商产生的排放。至于为何要将电力与其他供应链排放分开计算，这一点确实不够直观，或许是因为在20多年前，电力是供应商中唯一已知如何测量的排放类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二分法”，将电力供应商的排放和所有其他供应商的排放区分开来，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它反而可能带来混淆，至少在排放量的测量上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范围三方面，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在设计议定书时，将企业下游的排放量也纳入其中。有一个例外尤为突出，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一个原材料供应商，无论是从地下开采矿物还是在农场种植农作物，要求其测量并且对位于世界另一端某个遥远地方的下游公司的排放量负责，似乎是天方夜谭。因此，在本次演讲以及我与牛津大学同事科斯塔·格拉纳达共同开展的研究工作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公司的供应链排放及其自身运营排放。

　　三年半前，我们刚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连温室气体议定书里说的那些上游供应商的排放量，我们都很难准确地测量和验证。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就拿下游公司或者供应链末端的汽车企业来说，比如丰田或宝马，它们的一级供应商就有15000家之多，其中一部分一级供应商可能又各自有成百上千的二级供应商，而这些二级供应商同样又有成百上千的下一级供应商，要追溯这些供应链中每一环节的排放，比如铁矿石或冶金煤的开采过程，那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协议之所以至今仍然存在且被广泛应用，主要原因在于其制定者从一开始就坦言，我们并未打算做到尽善尽美，不是一定要获取实际排放量，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此可以采用平均排放量，排放因子或行业范围内的数据。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为公司提供一个严格可审计的排放量测量方法。

　　我们没有这样的财务系统要精确测量，我们购买的所有材料的销售成本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只能用行业平均商品成本。我们没有这样的财务系统，也不应该满足于这种不准确的平均碳计量系统，这一点太重要了。

　　然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个相对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从供应链的不同方向进行观察，而不是从下游公司出发，要求他们回溯并测量上游所有环节的排放量。

　　从地下矿物、碳氢化合物开采，或是农场农作物的种植这些最初的生产环节入手，从头开始记录下与每个产出单位相关的所有排放量，比如每吨冶金煤的开采会产生多少排放，每吨原油的提炼会释放多少温室气体，每公斤农作物从种植到收获又会产生多少排放，如果我们能将范围一的这些直接排放精确地分配到每一个产出单位上，当这些产品流转到下一个环节，这些排放就会随着产品一同转移，同时在运输过程中会消耗柴油，排放继续增加。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的燃料是以公斤或立方英尺为单位的，也就是以船上材料的立方米为单位，当这些矿产到达钢铁公司时，钢铁公司就能清楚地知道从开采到这一刻，每一点矿产所产生的所有排放量，接着，他们会把熔炉冶炼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也加入到产品中，从而得出每公斤钢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个过程会一直延续下去，随着产品沿着价值链流动，每个制造商都会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加到产品上，最终会到丰田或宝马这样的公司。

　　议定书的制定者们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系统，但是我们想到了。它的运作原理非常类似一个简单的会计系统，这个想法是由会计学教授提出来的，在这张幻灯片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机制的基本框架。假设价值链上的每家公司都能从其一级供应商那里获取到关键信息，即该原料在被该公司接收之前所产生的所有直接排放或范围一排放，可能是原材料、也可能是电力，比如你刚从电力公司购买的每千瓦电力产生了多少千克的二氧化碳，同样的逻辑，如果你对所有的材料都进行这样的处理，对于那些熟悉成本核算的人来说，它就像是在进行成本分配，只不过这里分配的是排放量而非成本。

　　这是我四十年前参与开发的一种基于活动成本的方法，也是我认为传递排放信息的最自然方式，重点在于产品本身，而非公司层面。因为排放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这些信息应该随着产品一起流转，这样一来，核算过程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从最上游的公司开始算起，无论是农场还是开采公司。这些公司会把他们活动产生的排放量分配给各自的产品，接着，当这些产品被运送给它的直接客户，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运输公司，运输公司就继承了这些产品上按单位计算的排放量，这些就是因为他们的购买行为产生的排放量，再加上他们自己会燃烧柴油，再将这部分排放量分摊到船上的每一件产品上，这些产品被运送到下一个客户，比如钢铁公司，钢铁公司接收了从驳船上卸下的每件产品，这些产品上都附有详细的排放记录，他们会把这些排放记录纳入自己的范围一排放中，并将排放分配到他们生产的每一块钢板上，之后，这些钢板会被送到各家汽车制造公司，假设这些钢板直接送到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就有了购买方，汽车制造公司直接用这些钢板来生产车门，同时，这家公司还会采购电子元件、织物、玻璃等成千上万种其他材料，所有这些排放都会被分摊到最终的产品——车门上，这些车门可能被送到宝马或丰田，购买物品的排放量，购买其他15000种供应品中的排放量，加上生产商自己产生的排放，分配到最终的成品车上。

　　当消费者购买汽车时，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些信息。不仅知道汽车的价格，还能知道为了把汽车送到经销商和驾驶者手中所产生的排放量，因此，我们有能力为每一家采购产品的公司提供详尽的碳信息。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个试点项目中成功实践了这一点，该项目涉及一家建筑材料生产商，他们展示了这种方法的精妙之处，这是它的一个产品系列——屋顶薄膜，这个产品线有1000多种不同的库存单位或产品，对于每一种产品，他们都进行了成本分析——材料成本是多少，生产成本是多少，成本是如何分配的，设计和开发成本的分配比例是多少，最终的单位总成本是多少，然后通过加价确定最终的售价。

　　客户在购买时，通常只能看到售价而无法了解到背后的详细成本明细。但与此同时，我们与这家建筑材料生产商共同维护着一个报表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一个特定的屋顶薄膜时，有6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1千克二氧化碳来自于生产商自身的运营过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图表所示，生产商自身的排放通常只占总排放量的14%到15%左右，因此，真正了解供应链的排放量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排放，虽然材料和转换成本在销售价格中占59%，但它们却贡献了高达98%的碳足迹，这家公司现在在给客户提供的每份费用清单上都会列出每种产品的售价和碳足迹，所以我们针对每一种产品，都可以给客户提供双重财务碳报表，ESG报告中的“E”部分，其实就是一份相当直观的报告。

　　对于懂财务会计的人来说，它看起来就像是财务报告里的库存清单，这里是我们自身运营产生的直接排放，也就是范围一排放，这部分是我们购买的所有原材料、电力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总和，我们还需要人为地区分范围二和范围三。

　　这项举措有助于企业减少其碳排放，你可以将碳排放转移给下游客户，如果你无法完全实现净零采购，你可以通过购买合法的碳抵消产品来减少向下游客户转移的排放量。这些碳抵消产品在我们生产的同时，实际上是在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整个体系就是这样，不管你的价值链有多复杂，每家公司只需要知道自己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中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些信息通常可以从直接供应商那里获取。

　　有些大公司，比如丰田或宝马，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家85%的供应商的名字，那么，他们怎么获取这些供应商的排放信息呢？他们确实离很多供应商比较远，你不需要深入到下游的每一个阶段去追踪，至于下游发生什么，就由这个可靠的碳追踪系统去处理了。

　　这个系统的另一大亮点是，它确保了整个供应链中的排放量只需测量和计算一次，随后，这些关键信息就像是被嵌入到产品里一样，随着产品流向下游，这样一来，每个环节的排放量都经过了一次严格的审计，审计报告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产品走，下游公司可以随时回溯供应链，清晰看到排放的源头以及相关的质量保证。

　　这对中国公司来说简直太重要了，想想看，当你们的产品卖到欧洲、北美那些地方，那边的公司会问这些排放来自哪儿，每家公司拿到这份报告后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契机，去推动供应链的低碳转型，可以重新设计产品、减少碳输入，或者换个生产工艺更先进、碳排放更低的供应商，减少运输中的排放，这样，下游企业就有很多机会找到供应链减排的着力点。

　　一旦他们掌握了准确的信息，企业就能清晰地了解到每件产品和服务在购买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而非模糊的平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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